人類是財產、金錢和權力追求者，而且統治慾望只能用世俗或後世懲罰來壓抑的概念，因為一直存在於我們的歷史，讓我們難以認識或想像人類其他的可能性。

另外，跟艾莎在火堆旁邊聊天的北烏卓族女孩叫做Honeymaren，讓人想到薩米族中這種「連名」也很常見，比如說Ásllat-Mihku，或是Rosa-Máren。芬蘭語「kota」）為原型呢。

北烏卓族身上穿的衣服，有幾分薩米原住民的傳統服（北薩米語「Gákti」）的味道。比如說魔幻森林的北烏卓族女長老名叫Yelena，而薩米族名Jelena也算常見。），在赫爾辛基友人家中，在靠海的大窗戶邊，跟一幫朋友看《海洋奇緣》。其中，以太平洋島國作為故事背景，更是讓在追尋南島民族認同的我益加感動。在地名方面，艾莎馴服水靈之後前往的阿托哈蘭（Ahtohallan），聽起來也像是挪威極北薩米原鄉阿爾塔（Alta）。

挪威薩米議會｜Photo Credit: Utilisateur:Bel Adone@Wiki Public Domain 第二個是衣服。說《冰雪奇緣2》是迪士尼動畫76年歷史上首位女性導演和編劇珍妮佛・李伊（Jennifer Lee）的又一佳作，實在實至名歸。由於政府補貼了原料價格，使得公部門的徵收雖然利潤較低，卻也成為這些廠商的最低收入保證。

在書中，作者認為台商的廣東模式是後續發展的基礎，雖然書中只提到蘇州模式是從廣東模式發展而來，但若仔細檢證，可以說台商在中國各處的營運軌跡，都可以看到廣東模式的影響。而當產量逐步提升到足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後，外貿政策鬆綁就成了額外利潤的來源。舉例來說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，曾有段時間執行價格雙軌制，同樣的原料，賣給國營企業和私人公司價格不同，有時價差甚至達到兩三倍。用最簡單的方式說，尋租行為是個人或機構，使用非生產性方法，獲得超額利潤的過程。

後來查出加利對接的中國製造商，其負責人也有位林明進，十之八九是同一人，就可明白他早已慣用中國生產、台灣貼牌模式了。於是作者認為，中國形成了非常特殊的「尋租發展國家」，而避開了一般尋租國家的發展斷絕。

外匯管制、進出口配額、貸款資格、特許經營權等等，這些經濟、財稅措施，都無法完全避免有人想盡方法尋租。為了取得物資購買權，各方人馬就會想盡辦法給予相關人士好處，也就是「競租」作為。例如恆大1325，半年來無論營收或股價都屢創新高。雖然不見得必然存在犯罪情事，但從實務的角度看，尋租必然和政府部門的管制相關。

即便沒有明顯的受害者，這些超額利潤也都是從損害社會整體福祉產生的。從結果來看，政府管制，讓口罩產業不但沒受損，反而獲利甚豐，並反映在股價上。整個過程，台灣的防疫體系受到最大損害。再把政府提供低價原料製作出的成品，用市場價販賣，又賺了一筆。

Photo Credit: 中央社 為了因應防疫需求，台灣政府管制了口罩生產。當越多人理解特許與管制對社會整體福祉的可能損害，就更有機會減少尋租行為。

在這整個逐利過程中，犧牲的是社會整體利益。要知道工業用的99%，恐怕根本無法擋住飛沫和病毒。

雖說為了防疫，政府不得不管制醫療物資的生產與使用，但此中可能產生的弊端，仍然不得不防。於是對於體系中人，取得國企物資購買批文，之後轉賣給私企，就成了完全不用牽涉生產的極佳獲利途徑。人類天生就趨利，過往眾多案例都顯示一個事實，這種因制度、政策產生的尋租機會，道德勸說完全無效。參與口罩國家隊的廠商，雖然承擔了沉重的低利潤生產配額，但另一方面，也可以說這些商家取得了特許經營權，並且有穩固的最低收購量。「尋租」（rent-seeking）是一般大眾比較陌生的政治經濟學詞彙，1974年美國學者安妮克魯格（Anne Osborn Krueger）發表論文〈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〉（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-Seeking Society），才把這個詞推廣開。而且可以論定，尋租必然和政府或其代理人相關。

文：黎時潮（台北愛樂電台首任工程師，主持過該台所有類型節目，台北爵士夜首任主持人，《爵士樂的故事》作者，目前是閒遊作者） 吳介民的著作《尋租中國》值得所有關心台灣與中國之間、剪不斷理還亂的產業發展關係的人細讀詳讀用最簡單的方式說，尋租行為是個人或機構，使用非生產性方法，獲得超額利潤的過程。

文：黎時潮（台北愛樂電台首任工程師，主持過該台所有類型節目，台北爵士夜首任主持人，《爵士樂的故事》作者，目前是閒遊作者） 吳介民的著作《尋租中國》值得所有關心台灣與中國之間、剪不斷理還亂的產業發展關係的人細讀詳讀。參與口罩國家隊的廠商，雖然承擔了沉重的低利潤生產配額，但另一方面，也可以說這些商家取得了特許經營權，並且有穩固的最低收購量。

Photo Credit: 中央社 為了因應防疫需求，台灣政府管制了口罩生產。在書中，作者認為台商的廣東模式是後續發展的基礎，雖然書中只提到蘇州模式是從廣東模式發展而來，但若仔細檢證，可以說台商在中國各處的營運軌跡，都可以看到廣東模式的影響。

工業用與醫療用口罩的製造標準與品質要求截然不同，林明進卻故意把不同領域的功能指數相比較，謊稱自己的產品更好。「尋租」（rent-seeking）是一般大眾比較陌生的政治經濟學詞彙，1974年美國學者安妮克魯格（Anne Osborn Krueger）發表論文〈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〉（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-Seeking Society），才把這個詞推廣開。想像一下，如果那張品質檢驗單被抽走，要花多少時間才可以查出此事？可以說，林明進的作為，根本是草菅人命的最惡劣套利手法。從尋租的角度看，就可以明白這次加利科技的行為，不過就是把過去各路商人在中國慣用的尋租手法，套用在台灣市場。

為了取得物資購買權，各方人馬就會想盡辦法給予相關人士好處，也就是「競租」作為。於是作者認為，中國形成了非常特殊的「尋租發展國家」，而避開了一般尋租國家的發展斷絕。

要知道工業用的99%，恐怕根本無法擋住飛沫和病毒。而且可以論定，尋租必然和政府或其代理人相關。

由於政府補貼了原料價格，使得公部門的徵收雖然利潤較低，卻也成為這些廠商的最低收入保證。這次之所以能查出弊端，一方面是加利某位生產人員分裝時忘了（或許是故意）將中國廠的檢驗單抽走，另一方面藥師負責任且敏銳地發現問題。

例如恆大1325，半年來無論營收或股價都屢創新高。整個過程，台灣的防疫體系受到最大損害。在這整個逐利過程中，犧牲的是社會整體利益。後來查出加利對接的中國製造商，其負責人也有位林明進，十之八九是同一人，就可明白他早已慣用中國生產、台灣貼牌模式了。

這些工業用口罩如果讓醫療人員使用，萬一產生感染，就算不是武漢肺炎而是其他疾病，恐怕會讓疫調人員找不出感染原因，進一步破壞了大眾對防疫體系的信任。即便沒有明顯的受害者，這些超額利潤也都是從損害社會整體福祉產生的。

舉例來說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，曾有段時間執行價格雙軌制，同樣的原料，賣給國營企業和私人公司價格不同，有時價差甚至達到兩三倍。真正有效的是不斷檢討與防堵政策漏洞與制度安排，不斷公開揭露廠商不當的尋租行為與其危害。

雖然不見得必然存在犯罪情事，但從實務的角度看，尋租必然和政府部門的管制相關。但加利的林明進，卻想從正常的獲利途徑外，獲取超額利潤。